論文閱讀:Cognitive processes of ingroup favoritism across 20 countries
論文資訊
標題: Cognitive processes of ingroup favoritism across 20 countries: An eye-tracking investigation of culture, behavior, and cognition
作者: Rima-Maria Rahal & Frederik Schulze Spüntrup
期刊: PNAS (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)
年份: 2025 (Vol. 122, No. 32)
DOI: 10.1073/pnas.2417456122
研究背景
內團體偏好(in-group favoritism)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現象——我們傾向於偏袒「自己人」,即使這個「自己人」的定義可能只是基於一個微不足道的標準(比如喜歡的畫家不同)。
這種偏好在全球化時代帶來嚴重後果:
- COVID-19 疫苗分配:西方國家囤積疫苗,發展中國家只能等待
- 氣候危機:各國推卸責任,優先考慮本國短期利益
- 排外主義抬頭:右翼民粹主義在全球蔓延
過去研究大多只能在實驗室進行,樣本局限於特定地區。這篇研究突破了這個限制,使用網路攝像頭眼動追蹤技術(webcam-based eye-tracking),讓研究者能夠在參與者家中收集高質量的認知數據,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和地理多樣性。
研究方法
1. 創新的研究設計
樣本:
- 1,850 名參與者
- 20 個國家(涵蓋歐洲、亞洲、美洲等)
- 使用參與者自己的網路攝像頭進行眼動追蹤
實驗任務:
- 群體分配:基於顏色識別任務(最小群體範式)
- 群體強化:與外團體成員競爭獲得獎金
- 分解獨裁者遊戲:80 次決策,每次在「自利」和「親社會」選項間選擇
- 自利選項:自己拿最多,對方拿很少
- 親社會選項:自己少拿一點,對方和總和都增加
2. 測量指標
行為層面:
- 對內團體 vs. 外團體成員的慷慨程度差異
認知層面(眼動追蹤):
- 決策時間
- 注視次數 (fixation count)
- 檢查的信息數量
- 對自己 vs. 他人收益的注意力分配
文化層面:
- 個人主義 vs. 集體主義
- 政府效能
- 宗教重要性
- 歷史疾病負擔 & COVID-19 疫情影響
主要發現
1. 內團體偏好是普遍的,但程度天差地別
核心發現:
- ✅ 所有 20 個國家都顯示內團體偏好(OR = 4.57)
- ❗ 但效應大小在不同國家間差異巨大
- 📊 親社會傾向越強的人,歧視外團體的程度反而越嚴重
這意味著什麼?「好人」並不一定不歧視,他們可能只是把善意留給「自己人」。
2. 社會不確定性 = 更強的內團體偏好
研究測試了「物質安全假說」(Material Security Hypothesis):社會越不穩定,人們越依賴內團體。
證據支持:
- ✅ 政府效能越低 → 內團體偏好越強
- ✅ COVID-19 死亡數越高 → 內團體偏好越強
- ✅ 歷史疾病負擔越低 → 內團體偏好越低
意外發現:
- ❌ 宗教越重要 → 內團體偏好越強(與預測相反!)
- 原假設:宗教作為穩定機構應減少偏好
- 實際:宗教可能強化了內外團體界限
3. 個人主義文化反而更歧視?
文化維度理論預測:集體主義文化應該更重視內團體。
實際結果:完全相反!
- 個人主義越高 → 內團體偏好越強
可能解釋:
- 個人主義文化中,人們更渴望群體認同
- 缺乏固定的社會結構,反而更需要創造「自己人」的界限
4. 認知過程的跨文化差異比行為更複雜
整體趨勢(元分析顯示):
- 面對內團體成員時,決策更費力:
- 決策時間更長
- 注視次數更多
- 檢查的信息更多
但是:
- ⚠️ 這個效應的方向在不同國家間差異巨大
- 有些國家:內團體決策更費力
- 另些國家:外團體決策更費力(效應反轉!)
親社會傾向的作用也因文化而異:
- 在一些國家:越親社會 → 內團體決策越費力
- 在另一些國家:效應反轉
5. 「色盲」:超過半數人選擇不看群體信息
驚人發現:
- 53.49% 的決策中,參與者根本沒看群體信息(即使是免費的)
- 54.79% 的人明確表示不想知道對方的群體身份
誰選擇保持「色盲」?
- 自利傾向強的人(低 SVO)
- 對兩個團體都沒什麼好感差異的人
- 認為別人不會查看群體信息的人
色盲的後果:
- 選擇色盲的人:不歧視
- 選擇查看的人:對外團體少給 10%
這說明什麼? 平均的歧視效應可能是由少數「想知道」群體身份的人驅動的!
研究意義與啟示
方法論革命
網路攝像頭眼動追蹤的突破:
- 💻 參與者在家中完成,無需專業實驗室
- 🌍 實現前所未有的地理多樣性
- 💰 成本更低,效率更高
- 📊 數據質量足夠(空間和時間解析度)
這民主化了認知研究——不再只有富裕地區的大學實驗室能做這種研究。
理論貢獻
挑戰了文化維度理論
- 個人主義 vs. 集體主義的效應與預測相反
- 單一文化維度不足以解釋複雜的社會認知
支持了物質安全假說(部分)
- 社會不確定性確實增加歧視
- 但宗教的作用更複雜
揭示認知過程的文化特異性
- 不能假設認知機制跨文化一致
- 即使行為模式相似,背後的認知過程可能完全不同
實務啟示
對全球政策制定的警示:
- ❌ 「一刀切」的反歧視政策可能在某些文化中適得其反
- ✅ 需要文化適應性的介入措施
- 🎯 「色盲」策略可能有效:不強調群體差異,而非強調平等對待
對減少歧視的啟示:
- 🔍 理解誰會選擇查看群體信息(以及為什麼)
- 🎓 教育焦點:減少對群體界限的關注
- 🌐 在不確定性高的社會,需要更強的介入
我的理解
讀完這篇論文,我最大的震撼是:原來我們對「歧視」的理解可能建立在一個非常狹隘的樣本基礎上。如果你只在西方大學生樣本中研究內團體偏好,你可能會對認知機制得出一個結論。但這篇研究告訴我們,同樣的行為(歧視外團體),在不同文化中可能來自完全不同的認知過程。
1. 「好人」反而更歧視?這很反直覺
一直以來我以為,親社會傾向強的人(願意為別人犧牲的人)應該不太會歧視。但這篇研究說:恰恰相反,這些「好人」更容易把善意只留給「自己人」。
這讓我想到現實中的一些現象。很多自稱「愛國」的人,對本國同胞可能很慷慨,但對外國人或移民卻極度排斥。或者一些宗教團體內部非常團結互助,但對「異教徒」卻很冷漠甚至敵對。這種「部落式的親社會性」(parochial altruism) 可能比我們想像的更普遍,也更頑固。
論文提出的解釋是:親社會的人更在意「公平」和「正義」,而當他們認為外團體「不是自己人」時,這種公平感就不適用了。這讓我深刻反思:單純提倡「善良」或「利他」是不夠的,更重要的是擴大「我們」的範圍,讓更多人被納入「自己人」的圈子。
2. 個人主義文化更歧視?這顛覆了我的認知
我一直覺得,集體主義文化(比如亞洲)應該更強調內外有別,個人主義文化(比如歐美)應該更平等對待所有人。但這篇研究的發現完全相反!
作者提出的解釋很有意思:個人主義文化中,人們反而更渴望群體認同。因為沒有強制性的家族或社區紐帶,人們需要自己去尋找「歸屬感」,這反而讓他們更敏感於「誰是自己人」「誰是外人」。
這讓我想到美國的種族問題、歐洲的移民排斥等。這些高度個人主義的社會,反而在群體衝突上特別激烈。也許正是因為在一個「人人為自己」的社會裡,找到「自己的團隊」變得更加重要和珍貴。
3. 色盲策略:不看群體身份的智慧
這篇研究最讓我驚訝的發現是:超過一半的決策中,參與者根本沒看對方的群體信息。更驚人的是,那些明確選擇「不想知道」的人,完全沒有表現出歧視!
這給了我一個重要啟示:也許減少歧視的關鍵,不是教育人們「平等對待所有群體」,而是讓人們「不去注意群體差異」。
想想看,在現實生活中,很多時候我們是被迫或被引導去注意群體差異的——表格上的「種族」選項、新聞報導中的「移民犯罪」、社交媒體上的「us vs. them」敘事。如果我們能創造更多「色盲」的環境和制度,也許歧視會自然減少。
當然,這也引發了一個哲學問題:「色盲」策略是否忽視了真實存在的群體不平等?不承認差異,是否等於逃避解決不平等的責任?這是一個需要仔細權衡的議題。
4. 認知過程的文化特異性:一個未解之謎
這篇研究最大的謎團是:為什麼在不同國家,親社會傾向與決策努力的關係會完全反轉?
在某些國家,越親社會的人在面對內團體時決策越費力(可能是在權衡如何最大化內團體利益)。但在另一些國家,這個效應反過來了。論文承認,他們無法用預先登記的文化變量(個人主義、政府效能、宗教等)解釋這個差異。
這其實是這篇研究最誠實、也最有價值的地方:它揭示了我們的無知。我們以為理解了內團體偏好的機制,但實際上,我們連認知過程在不同文化中為什麼不同都解釋不了。
這提醒我們:心理學理論不能只建立在 WEIRD(Western, Educated, Industrialized, Rich, Democratic)樣本上。人類的心智遠比我們想像的更複雜、更受文化塑造。
5. 方法論的民主化:網路攝像頭的革命
從更廣的角度看,這篇研究展示了科技如何改變研究可能性。過去,眼動追蹤需要昂貴的設備和專業實驗室,只有少數富裕大學能負擔。現在,用參與者自己的網路攝像頭就能收集足夠質量的數據。
這意味著什麼?研究民主化。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研究者,不再需要數百萬美元的設備就能進行前沿的認知研究。參與者也不再局限於大學城附近的大學生。
這種技術進步,可能比任何單一研究發現都更重要。它改變了「誰能做研究」「誰能被研究」的遊戲規則。
6. 對政策的警示:謹防「一刀切」
最後,這篇研究對政策制定者的警告很重要:不要假設在一個地方有效的反歧視政策,在另一個地方也會有效。
如果認知過程在不同文化中如此不同,那麼干預措施也需要因地制宜。一個強調「平等對待所有人」的教育計劃,在某些文化中可能有效,但在另一些文化中可能適得其反(因為它強化了群體界限的認知)。
7. 局限性:因果關係的謎題
當然,這篇研究也有明顯的局限。文化變量無法被實驗操控,所以我們無法確定因果方向。是社會不確定性導致了歧視,還是歧視導致了社會不穩定?這個因果結是解不開的。
而且,論文也承認,很多未觀察的變量(語言、個人財富、遷移歷史等)可能混淆了結果。這些都是跨文化研究的固有挑戰。
延伸思考
1. 如果歧視是認知的「預設模式」怎麼辦?
這篇研究讓我思考:也許人類大腦就是被演化設計成「區分內外團體」的。如果是這樣,減少歧視不是告訴人們「不要歧視」,而是重新定義「誰是自己人」。
全球化、多元文化主義的終極目標,也許不是消除群體界限,而是擴大「內團體」的範圍,直到「全人類」都成為「我們」。
2. 網路時代的部落主義
社交媒體和推薦算法讓我們更容易找到「同溫層」——那些想法相同的「自己人」。這可能加劇了內團體偏好。
如果個人主義文化的人特別渴望群體認同,而網路又讓這種認同變得極其容易(只需加入一個 Facebook 群組),那麼我們可能正在見證一個「部落主義 2.0」的時代。
3. AI 時代的新挑戰
當 AI 系統開始做資源分配決策時(比如貸款審批、工作推薦),它們會不會也學會「內團體偏好」?如果訓練數據中充滿了人類的歧視模式,AI 可能會放大這些偏見。
而且更麻煩的是,AI 不會「選擇色盲」——它會處理所有可用的數據,包括群體信息。這可能讓歧視變得更系統化、更難以察覺。
相關資源
閱讀日期: 2025-11-22
筆記整理: Dylan Chiang